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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中筠:中文是一种文化底蕴  

2017-03-11 11:57:10|  分类: 人生探索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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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中筠:中文是一种文化底蕴

2017年03月06日 16:35 来源于 财新网
其实爱国也不是空的,有了这个熏陶,自然而然就对中国文化,对我们这个民族产生非常深厚的感情,觉得那是不可替代的,你的精神故乡是不可替代的。不用人家来强制你,这是一种永久的感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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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图:活字印刷 图自视觉中国

  【财新网】(专栏作家 资中筠)本文根据2014.4.13 在南京“亲近母语”论坛讲话略有删改。

 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:《中国人应该首先学好中文》。那是2008年,为了迎奥运,媒体大肆宣传学外文。打开电视,在记者的诱导下,街头各行各业的百姓似乎都在积极学外文,连在公园晨练的老大妈也说学了外文便于出国探亲云云。与此同时,电视的字幕充满错别字,广告乱改成语成风,所谓“历史剧”中半通不通的对话,人物的称谓混乱:称对方父亲为“家父”,自己的妹妹为“令妹”,把自己家叫做“府上”等等,不一而足,惨不忍睹。所以我有感而发写了那篇文章。

  现在似乎忽然走到另一个极端,强调学中文、弘扬传统文化了,就要压缩外文,在高考中降低外文的分量。似乎学中文和学外文互不相容。我必须首先声明,我主张学好中文绝不是与外文相对立,也与现在以所谓“国学”抵制普世价值无关。更不赞成那种让小孩子穿着古装读《弟子规》、《三字经》之类的做法。不过我的确坚持中国人首先要学好中文,是作为一种基本文化底蕴的养成。

  中国人为什么要学好中文?

  我们每个人都是用母语思考的。一个人的文化底蕴和思想深度与他的母语的程度有很大关系。汉语自成体系,与其他语言都不相同。一个欧洲知识分子往往精通几国西方语言,都可以运用自如,可以有双母语,甚至三种母语。但是不论中国人还是其他国家人,同时精通汉语与一门西方语言而都达到母语的程度的,是极少数。这是指真正的“精通”,运用自如,而不是一般的“流畅”。近日许渊冲教授上电视朗读,引起热议。像许老那样在中、英、法三种文字之间互译,而且能译诗,达到那样出神入化的水平,着实令人钦佩,但这绝对是特例。本人大学专业是外国文学,至少十岁以前开始学英文,而且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工作是做翻译,但是自问外文的运用无论如何与中文不可相提并论,就翻译而言,从外文译中文尚可,而从中文译外文,特别是文学作品,从来不敢自己定稿。

  中文(这里指的是汉文)有两大特点:

  一、口语与书写文字是两套,这是汉语对用拼音文字的外国人说来最难学之处,等于要学两遍。所以普及比较难。好处是虽然方言发音非常复杂,文字是统一的,就是现在一般认为是自秦朝开始的“书同文”。不像印度,由于每一个邦都有自己的文字,到现在还得用英语为官方语言。生为中国人,说话已经不成问题,“学文化”就是从识字开始。能正确地读、写、用多少字和词就成为衡量基础文化程度的重要标准。

  二、成语、典故特别丰富,并已融入日常话语中,几乎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。这正是汉文的魅力所在,也是几千年文明的积淀。对成语、典故的运用也成为写文章的一大艺术。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文章高手,但是基础的语文教育至少应该严格规范,应该有一定的要求。依我设想,一所合格的完小(六年级),其毕业生应该能写通顺的白话文而极少错别字,初中毕业则应掌握常用的成语、典故而不出错。能流畅地阅读一般文学作品,有进一步提高的自学能力,这就算有了文化基础,以后无论学什么专业,包括外文,那是个人的选择了。所以现在乱改成语是对中文极大的破坏。

  比起上一代的人——我的老师、父母辈,我的旧学底子差多了。但是与下一代相比,又好像学得稍微多一些,就是我的同代人,情况也很不一样。

  举一个例子,有一次一些人随便聊天,有人说到了某些大人物的糗事,我脱口而出说真是“墙有茨”。一位专门研究古诗词的大学教授非常惊讶,说你是学外文的人怎么还知道“墙有茨”?(《诗经》:“墙有茨,不可扫也,中冓之言,不可道也。所可道也,言之丑也。”以后“墙有茨”就隐喻宫庭中的秽闻)。老一代的人说话不喜欢太露,一般爱用隐喻,这是很寻常的比喻,我少时就听大人说过。而在那位比我年轻的教授看来,这种典故只有他那样的古典文学专家才懂。说明我这代读书人一般常用典故,到这一代人就成为专业知识。这还不是年龄的“代”,而是学校的教育和文化氛围的变化。因为我在改革开放以后初访美国,遇到台湾来的学理工的年轻人,谈吐和脱口而出的成语,就与我们这代人没有什么差别,因为他们的中学国文课本与我原来学的差不多。

  每个人本能地都用母语思考,所以对母语的修养越深,能调动的资源、语汇以及联想就越丰富。当然语言也是有发展、变化的,时下的许多新的网络语言,老一代的人就跟不上了。不过要成为汉语文化的一部分,还有待时间的淘洗。

  个人学中文的经历和体会

  我的中文熏陶来自三个方面:家庭、学校和自己乱看书。我只是个案,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普遍性,也有特殊性。

  1.家庭

  我最早知道的诗就是“春眠不觉晓”,那是我3岁的时候,早晨起来正好外头下雨了,我母亲一边给我穿衣服,一边吟这首诗,用她的方言湖州调吟。每一个地方的方言不一样,吟的调子也不一样。我母亲是湖州人,所以她就是用湖州话吟。我到现在想起“春眠不觉晓”这首诗,自然心里就出现湖州调。还有其他的,比如说《滕王阁序》后头的两首七绝,在我印象中也是湖州调,像唱歌一样,现在还会唱。

  我中学有一位国文老师是河北人,他在课堂上教那个古诗十九首“行行重行行 与君生别离”,就是用河北调来吟的。所以我现在想起这个诗的时候,就出现那个调,与湖州调完全不同。吟诗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记得住,跟唱歌一样,而且对音韵、平仄自然而然就熏出来了。但是用普通话是很难吟的,连有的韵脚都不对。听说中文吟诗已经申请联合国非物质遗产,不知确否。

  我大约五岁上一年级的时候,我母亲就教我念《论语》,只是挑一点,不是念很多,也不逼我背,就让我知道一点。

  有一段经历虽然比较短,对我影响却很大。在我初中的国文课本中有一篇文章是“郭子仪单骑退回纥”,选自《资治通鉴》。老师讲得特别生动,使我对郭子仪这个人发生很大的兴趣,于是对《资治通鉴》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,很想知道《资治通鉴》是怎么样的一套书。特别是小学课本就有“司马光打破缸”的故事。原来作者就是这个司马光!更加好奇想看这书了。碰巧,我父亲有一位朋友家里藏了很多线装书,我现在已经忘记具体他怎么知道我想读《资治通鉴》,对我非常嘉许,居然就送了我一套《资治通鉴》(可能他正好要搬家,处理书籍),我还记得是好几排木匣子摞起来,大概是很好的版本,当然现在早已不知去向。

  我那年暑假(大概是初中三)没事,就开始出于好奇,从头一本一本地看《资治通鉴》。其实也不见得都懂,挑着看。书里每隔几段,就有“臣光曰”,就是司马光的评语,表达他对这段历史的看法。因为是写给皇帝看的,所以称“臣”,这可能也是古史的一个传统。《史记》里头不是也常有“太史公曰”吗?我忽然兴起,一段一段把那个“臣光曰”抄在一个本子上,同时也作为练毛笔字。但是为了要说明他这一段评语说的是什么事,我就得把前头的那段历史事实用自己的话做一个简要说明。

  这样抄了一段时间以后,被我们家的一位常客发现了。他姓郝,是我舅舅的同学,我母亲对他非常尊重,称他为“郝大哥”。让我叫他“郝寄爷”,是干爹的意思。那个时候在我心目中他是老头儿,但他事实上大概不到50岁。他学问很大,什么都会,从前有一种全科的中学教员,从数理化到国文英文都会教,缺什么老师他都能补上去。当然最重要的是国文,他的旧学底子非常厚。我最爱听他讲话,有一肚子掌故,外带发牢骚、骂一切看不惯的人和事。他看到了我抄“臣光曰”的笔记本,突然对我写的史实概要很欣赏,认为概括能力很强,觉得孺子可教,说了一句“可以与言《左传》矣”。于是乎他就开始主动教我《左传》,讲得特别生动,使我对《左传》产生很大兴趣。因为《左传》从文字来讲,跟《资治通鉴》很不一样,它太简练、古奥,以我当时的程度要是没人讲解,是很难靠自学读下去的。他给我讲也是选读,加上他自己的见解,像讲故事一样,特别生动,而且常使我有豁然开朗的感觉。而且发现日常用的许多成语原来就典出《左传》。例如“疲于奔命”这个词原来与一个叫公申巫臣的故事有关系,等等。这样,我对《左传》越来越感兴趣。

  郝寄爷其实教我的时间并不长,但是他的启蒙好像为我打开了一扇门,不仅是对《左传》的兴趣,而是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和故事在我心目中活起来了。至于下决心通读《左传》,那是很后来的事了。实际上,我至今也并不是所有文字都通了,很多地方我还得看注解。但是不管怎么样,这是我最早,以这种方式接触到的古典的东西,而且是当时那样年龄的孩子一般比较少接触到的。我举这段经历是要说明一种自然的熏陶,没有人逼我,那位郝寄爷也不是母亲请的家教,专门教我念《左传》的,并没有这样的意思。碰巧遇上了,也算是我的幸运。这也形成我一种学习的模式,后来学外国文学也是一样,常常是由于一个篇章,一个人物,引起我查找原出处以了解某部著作全貌的兴趣,然后再四处开花,延伸开去。

  那时候天津也有外国学校,类似现在的国际学校,所有一切课程除了中文都用英文教学。太平洋战争之后,学校里英文让位于日文,英文程度下降。我父亲有些我们看来比较“洋派”的朋友就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,主要为了学好外文。父亲对此略有动心,可是我母亲坚决反对,她认为假如中文底子不打好的话,这个人的思想不会深刻,洋文再流利,毕竟还是中国人。外文以后可以补,中文错过了就补不回来了。所以我继续留在原来的学校。我很感谢她这个决定,也认同她的看法。

  2.学校

  我在天津上的耀华学校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中三年级,十二年完整的学校。那是一所很好的学校,其他方面不讲,这里只讲中文教学。中文和数学是最主要的主课,一星期至少五堂。小学课本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的,第一课就是“大狗叫,小猫跳,小弟弟哈哈笑”,完全是白话。但是从小学三年级起,就另外加一点文言文选读。我最初读的是李白“春夜宴桃李园序”,琅琅上口,很快就会背。中学六年的课本大约文言白话各半,文言的课文好像是基本按年代排,例如初一主要是先秦文章,初二秦汉文……高三是晚明和清朝的文章。但也许不完全按朝代排序,还有按难易排序。老师在课堂上重点讲的都是文言文,他觉得白话文用不着太教,挑几篇做一点提醒,自学就行。所以我印象深的都是古文。我们那个学校很特别,中学六年基本上作文都做文言文,国文老师的理论是,文言文做好了,不怕白话文做不好,以后有的是机会写白话文。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,我后来当然主要都是写大白话,完全没有困难,但是文言文的底子无形中对文风通顺、简练,和遣词造句的推敲是有帮助的。

  除了国文课之外,另外还加了“经训”,这好像也是我们学校特有的。每星期一堂,从小学六年级开始《论语》,初一是《孟子》,初二是《大学》和《礼记》,初三是《诗经》,高一是《左传》然后到高二改成“中国文学史”,这是国文课以外的。到高三的时候我们有一位老师是个看起来很冬烘的老头儿,据说是前清的秀才,他教我们《小学》《尔雅》《说文解字》。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准备考大学了,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,根本就听不进,他在黑板上写,我们在底下偷偷干别的,或者做数字习题或者做英文练习。所以我对于说文解字一点没学进去,但是高二的中国文学史那个老师讲得非常好,非常生动,每个朝代都挑一点东西讲,而且讲很多野史里头的东西,我们都听得兴趣盎然。

  这样说起来洋洋大观,好像读了一大堆古文,四书五经,其实我们只读了三书二经,还只是少量选读,不可能像前人那样从头到尾每一本都读。但是这样浅尝辄止跟没有接触过是非常不一样的,选读的多是比较精彩、有用的,我们对成语、典故的出处了解许多,而且对于汉文的美有了鉴赏力,对于过去的那些人和事觉得特别好玩,古代士人的境界、他们的幽默感、他们的表达方式,都使我对我们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非常深的感情。是很有趣、很美丽的,这么一种感觉,而不是非常苦的、非常枯燥的感觉。

  我觉得这个感觉应该归功于老师,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学校碰到的,那些老师每一个都可以成为模范教师,他们都是全心全意的,对教的内容自己非常投入,特别欣赏。他(或她)给讲一首诗的时候,自己就先摇头摆尾击节赞赏,甚至自己感动得都要落泪的地步,你就跟着她一块欣赏,一块儿感动。而不是为了将来要准备考试而使劲记。所以有人说“五四”以后中国文化断裂,至少在我身上我自己感觉是没有断裂的。

  3.课外乱看书

  我学生时代自己读的杂七杂八的东西远远超过课堂教的。商务印书馆出的幼儿文库、少儿文库、中学生文库,是我最早的课外读物,内容丰富,图文并茂。特别是其中有讲成语、谚语故事的,非常有趣而且有用。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读物。

  我家其实藏书不多。一般人以为我算出身“书香门第”,一定家藏万卷书,因此有广泛阅读的条件。其实不然。由于住房一直不宽敞,我父亲没有自己的书房,家中几乎没有什么藏书。我父亲陆续买了不少书都放在办公室,说以后给我。但是他1952年他调北京工作时全部捐给了天津图书馆,我根本没有见到。我较早的乱翻书是小学五、六年级,那两年因躲天津水灾,住在上海舅舅家,他家有一个壁橱,堆满了各种新老书籍,没有整理。我没事就钻进去弄得灰头土脸,着实狼吞虎咽看了不少书。从武侠、神怪到红楼梦、巴金的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,冰心的《寄小读者》,还有翻译小说:福尔摩斯、大仲马、莫泊桑,等等,真正的“乱”翻书,完全自由放任,生吞活剥,没人管,也没人指导。不过每遇有趣的东西、或有心得,就与年龄相仿的表姐们交流、传阅,乐趣盎然。那个时候还接触到一些新文学,有些杂志里的作品,我感到很新颖,后来才知道那就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。

  到高中的时候还有很多书是同学中互相传的。例如有些笔记、小品,就是有一个同学家里的藏书,像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、《子不语》等在当时就有点属于“少年不宜”了。

  我们那时学习比较宽松,放学后家庭作业比较少,所以有许多闲暇看闲书。母亲虽然对我管教比较严,但只要成绩单使她满意,对我看书从不加干涉。我主要是养成了“读字”的兴趣,不一定是看书,逮着什么看什么,对一切有字的东西都好奇,包括买东西包的报纸,都要看一看。有时竟然也会有意外的发现。

  所有这一切对我主要是起文化熏陶的作用,形成一种审美趣味,后来不论怎样从事“西学”,周游列国,或是强制“思想改造”,这种熏陶形成的底色是很难改变的。过去是不自觉的。到了晚年日益精神“返祖”,才意识到什么叫“文化底蕴”。

  我从古文体验到的思想情怀

  读文章、诗词,不是读字典,必然包含着思想、情怀,或者至少表达某种意境吧?那么我从这些古文中受到什么感染和影响呢?今天不说外国的或现代的东西,那是另外一个题目了。我觉得我得到的感染不是三纲五常、忠孝节义那些东西。有一些传统道德是自然而然贯穿在家教和学校教育中,待人接物的态度,以及什么可以做,什么事情不可以做,等等,这不是从书本里头学来的。今天回头来看,读的那些中国书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:

  1.士大夫的忧患意识

  我所生活的时代无时无刻不伴随着内忧、外患。我成长的最重要的时期是抗日战争。所以文天祥、岳飞、辛弃疾、陆游等的作品必然特别往心里去。像“王师北定中原日,家祭无忘告乃翁”,总之是痛感国土沦丧,总是想着要恢复国土。班超投笔从戎,祖逖闻鸡起舞,还有杜甫写离乱的诗,等等。这个大家都熟悉,就不多讲了。

  2.厌战、渴望和平

  中国几千年来,在这块土地上从来战乱不断。所以文学作品中这方面的内容很多,而且很动人。我小学六年级最早读到杜甫的“车辚辚,马萧萧,行人弓箭各在腰,爷娘妻子走相送,哭声直上干云霄……”就有特别感动。还有像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,这是人人都耳熟能详的。作者曹松不太有名,全诗也很少人记得,但是这句话流传千古,因为太写实,太深刻了。很久以后,我见到一本加拿大作者写的小书,题目直译是《将军们死在床上(Generals Die in Bed)》,意思就是在战争中战死沙场的大量是普通士兵,而将军们功成名就,全身而退,得以死在病床上。有人问我,对这个题目有没有恰当的译法,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。后来这本书是否有中译本,我不得而知。

  还有两句名句是“可怜无定河边骨,犹是春闺梦里人”。当年程砚秋曾经排过一出戏,就叫《春闺梦》,用的就是这首诗的意境,一位少妇思念远征的夫君,梦里相逢,其实他已经战死了。程砚秋是京剧演员中最有思想的。他是在抗日胜利后四十年代后期排这个戏,但是被国民党给禁演了,因为那时已爆发内战,这种反战剧影响士气,不利“剿共”。到了新朝,他又想演这出戏,还是没有被批准,因为在“斗争哲学”统治下,“和平主义”自然在批判之列。从古到今,普通人受战争之苦,追求和平,与统治者的野心往往相左。

  最使我动心,对战争的残酷表述得最深刻,反战最彻底的是《吊古战场文》,那也是我在中学时期读到的:一开头就气势非凡:

  “浩浩乎平沙无垠,夐不见人,……亭长告余曰:此古战场也,常覆三军,往往鬼哭,天阴则闻。”作者感叹“伤心哉”!紧接着就问是秦、汉还是近代?其实都一样。以下大段文章历数自古以来的有名战役,想象战场的残酷和惨烈景象,结论是,秦起长城,汉击匈奴都使生灵涂炭,因此“功不补患”。把那些帝王的“丰功伟绩”都给否定了。最后一段有几句简直是撕心裂肺,我永远难忘:

  “苍苍蒸民,谁无父母,提携捧负,畏其不寿?谁无兄弟,如足如手?谁无夫妇,如宾如友?生也何恩?杀之何咎?”老百姓活着的时候得到过什么恩泽?现在他们犯了什么错,就这么给杀死了?而且“其存其没,家莫闻之。人或有言,将信将疑”,“吊祭不至,精魂何依?”就是说家人对他们的生死还不明,连吊祭都不知到哪里去吊,死者不知魂归何处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惨境界?最后只能归之于命,从古就是这样,“为之奈何”。这篇文章对一切征伐否定得非常彻底。所谓“兴,百姓苦,亡,百姓苦”。古今王侯的功名都建立在百姓的白骨之上,而他们是享受不到胜利成果的。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血泪之作,是对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最好的诠释。

  3.民间疾苦

  民间疾苦其实和战乱分不开,老百姓除了赋税之外,还有一项沉重负担是服徭役,就是征兵,或者劳役。例如杜甫的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是教科书经常选的。我想着重提的是白居易的“新乐府”和“秦中吟”。有好几十首,每一首诗都是讲一种劳动人的疾苦,主要是手工艺者或者农民,覆盖面极广,而且都有一个鲜明的对比。就是和宫廷、权贵的那些穷奢极侈享受作对比。作为诗,文字非常美,在形容各种美丽的东西的时候,既写实又浪漫,想象力十分丰富,然后最后总有点睛之笔,点出他要表达的感慨和悲愤。

  以《缭绫》为例,这是我特别欣赏的《新乐府》诗之一。

  “缭绫缭绫何所似? 不似罗绡与纨绮; 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,四十五尺瀑布泉。”这四句开头就不凡。你想像一下,月光下的瀑布,哗!一大匹白缎子挂下来,接着描述本色织锦的花样。然后就是宫里来加工订货了:“去年中使宣口敕,天上取样人间织。织为云外秋雁行,染作江南春水色。”就把一匹白绫子给染成绿的了,这几句该有多美!然后“织者何人衣者谁,越溪寒女汉宫姬”。是江南贫寒人家的女子织给皇宫里的宫女穿。接着讲怎么裁剪制成衣裳:从“广裁衫袖长制裙”,到“转侧看花花不定”这四句是讲制成的衣服。你就可以想像那宽袖长裙,简直漂亮极了。“昭阳舞人恩正深,春衣一对直千金”。皇帝把这赐给跳舞的宫女了。但是这么精心制作的衣裳只穿一次,弄脏了毫不爱惜。“汗沾粉污不再著,曳土蹋泥无惜心。”最后,白居易教训那些宫女:“缭绫织成费功绩,莫比寻常缯与帛。丝细缲多女手疼,扎扎千声不盈尺”。对这个“扎扎千声不盈尺”,我有一个体会,就是在“文革”中下放河南农村,那里冬天妇女都织布,还是用那种相当原始的织布机,面幅很窄,不是用丝线而是自纺的棉线,织的是粗布,效率也很低,一个冬天织不了多少。我经过老乡门口,听见“卡拉塔、卡拉塔”的声音就想起白居易的“扎扎千声不盈尺”。这首诗最后结尾是:“昭阳殿里歌舞人。若见织时应也惜”。

  我举这首诗,因为它比较铺陈、辞藻丰富,那些对织锦的描述简直美不胜收,同时对“越溪寒女”的深刻的同情也跃然纸上。当然这种情况贯穿在很多首诗中。只能很简单地再举几个例子。

  例如《红线毯》,也是宫里的加工订货,前半形容那地毯花色特别美,又厚又软,还大得不得了,卷都卷不起来,“百夫同担进宫中,线厚丝多卷不得”。想象一下:这么大一块地毯,一百个壮汉抬着它,从安徽一直走到长安,这是一个什么景象?宫里头特别喜欢,于是乎就“年年十月来宣州”,然后“宣州太守加样织,自谓为臣能竭力”。他特别的卖劲,讨好,这是“政绩”啊!最后白居易教训他了:“宣州太守知不知,一丈毯,千两丝,,地不知寒人要暖,少夺人衣作地衣!”这个几句话掷地有声,非常尖锐。

  《轻肥》,比较短小精悍,主要形容权贵们的宴席,全国各地的珍馐美食,吃得酒足饭饱。最后两句是大家都知道的名句:“是岁江南旱, 衢州人食人”。跟前面的吃喝对比,有极大的震撼力。

  还有《卖炭翁》,这篇好像课本里头常选的,不过我还忍不住想提一句是我每每为之心酸的,就是“可怜身上衣正单 心忧炭贱愿天寒”。我们设想一下,那个老头儿,在冰天雪地里穿着单薄的衣服,还希望天冷一点,炭能够卖个好价钱。但是最后这个希望也落空,这里市场规律不起作用,他那一车炭全被有权的人抢走了,只扔给他两段绸子。比城管对小贩还厉害。

  白居易的《新乐府》和《秦中吟》几乎都是这样子的,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对那些奢华的东西都描述得笔底生花,对比出另一种人的悲苦,更加触目惊心。还有一个特点是他所讥刺的不是一般的达官贵人,而是直指宫廷。如《缭绫》、《红线毯》是为宫里的订货,《轻肥》一开头就指出那些骄横跋扈的人,“人称是内臣”。这“内臣”不是正经八百的公卿大夫,而是皇帝“身边工作人员”,其实就是太监。可是他们还穿着文武官服,到军中去赴宴。我觉得那时的白居易确实是有点书生意气,有点胆量的。他不是一首两首,而是那么多首,从各个方面讥刺当朝,为百姓抱不平。而且他不但针对别人,自己还有反省,例如《观刈麦》,由农民的辛苦想到自己优越的生活。

  有人批评白居易的诗像顺口溜,太浅了,不能登大雅之堂。本来他写的这些诗不是为在士大夫中间酬酢唱和的,就是有意让乡下老太婆都听得懂的。我这个城里老太婆也特别喜欢。我觉得一首诗不论深浅,主要是给你以美感。他的诗都非常美,像“天上取样人间织”这样的词,谁想得出来?顺便说到,我对现在许多流行歌曲不欣赏,先不说音乐,单说歌词,不是因为它浅显易懂,而是因为它不知所云,又没有文采。不论是诗还是文,为什么要晦涩难懂才算有学问,有深度,或者为什么一定要粗鄙浅薄才算通俗?

  还有人说他虚伪,就是他那么关心民间疾苦,可是他自己的生活是比较奢侈的,他家里曾经养着歌妓,有私人的歌舞班子。本文不是对白居易的全面道德评价,只是就诗论诗,至少这些诗表达真性情。他如果没有认真观察和实际体验的话,是根本写不出来的。如果他没有和卖炭翁交谈过,他怎么会知道他“心忧炭贱愿天寒”?而且他关注很广,每一个行业的操作程序和特点,他都写得出来,如果没有深切的同情,无论如何写不出这样动人心弦的句子。而且他写这个不可能是奉命之作,或为了沽名钓誉,树立自己形象。相反,他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。不论如何,就诗而言,琅琅上口是优点。特别给低年级学生选诗,白居易很适合的,既有美感,又培养同情心。当然这只是个人的一得之愚。

  4.政治和爱情难以区分

  中国对于古诗词的解释,常常就是爱情和政治不分的,自从屈原的《离骚》中用了香草美人的比喻以来,后世解释诗词常常把貌似讲恋情的诗作政治解释。是失恋,怀念情人,还是政治上的失意,失去了皇帝的恩宠?我曾有一篇文章说过,中国的士大夫对皇帝有一种单相思的情结,总是望着金阙之上,希望皇帝对他有所青睐,但是皇帝常常看不见。

  不过有很多诗就是爱情诗,后人硬要把它说成是政治诗,比如《诗经》的《国风》是吧?包括第一首“关关雎鸠”,朱熹就说他是讲文王后妃之德,其实人家就是谈恋爱,《诗经》里头有好多就是谈恋爱的诗,而且是那时候的大白话。可是后来的道学家要加入政治的和道德的因素。因为孔子说诗三百“思无邪”,道学先生们认为男欢女爱就不算“无邪”,总要加入点政治,有些就比较牵强。但是有的诗确实也有所寄托,说得很含蓄、模糊,让人去猜。李商隐的诗就有点这个味道。他的诗非常美,但很难确切知道他何所指,可算是古代朦胧诗。我刚才说我喜欢白居易的明朗易懂,同时我也喜欢李义山的朦胧之美,就是那么一种意境,让人无限低回,本不必求甚解。

  现在我想举一个陶渊明《闲情赋》的例子。最有名的是那十行排句: “愿在衣而为领,承华首之余芳;悲罗衿之宵离,怨秋夜之未央”……读起来很美,如果变成白话,就怪肉麻的:一忽儿希望做那人衣服上的领子,一忽儿做头发上的头油,还要做人家踩在脚下的鞋子……。这《闲情赋》是课本里不选,师长不会教的。《昭明文选》里也没选,那位梁太子萧统看不上,还说陶渊明“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”,是把它作为陶渊明的瑕疵来看的,也说明这位昭明太子还是脱不了道学气。我最初看到这篇赋是在高中时,同学里面偷偷传看的,虽然没有人说这是禁书,但根据当时的标准,这就接近“艳词”了。所以我们几个同学感到很神秘,偷着乐,那十个“愿……”常成为我们几个人说悄悄话的内容。从通篇来看,陶渊明见到了一位女士,只是远远望着,对她产生遐想,于是天天去等她,也没等着见一面,纯粹是单相思。

  但是对这篇赋还有一种政治上的诠释,说是抒发他官场不得意。我怎么看怎么不像,因为陶渊明还写过一篇《感士不遇赋》,就是讲自己怀才不遇的,讲得很清楚,说当时衡量人的标准不是以才论,而是颠倒的,用现在的话来说是“逆淘汰”,所以他自己就是怀才不遇。那篇都写明白了,何必再写这么一篇用爱情来假托政治上的赋呢?何况从陶渊明的志趣来看,已经摆脱了对官场的眷恋,更不会像追情人一样那样肉麻地要依附到君王身上。这是我的看法。陶渊明看到一位美人,想入非非,如此而已。只是他想象力特别丰富,别人写不出来。

  5.隐逸情怀,逃离官场

  这更加避不开陶渊明,他绝对是这种情怀和这种文学的代表人物。不为五斗米折腰已经是通俗典故。无论哪个时代,大概中文课没有不读《桃花源记》和《归去来辞》的,还有《五柳先生传》。我在《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》一文中说过,中国读书人一方面对君王有一种单恋之情,但是有个性有才华的人又难长久在官场得意,所以留下来的优秀传世之作,大多数是失意时候的作品,多表现隐逸情怀和内心藐视权贵的傲气。应该说并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时候都坚守独立的人格,都想退居林下,但是表现在文学作品里的,这方面的感情居多。那些歌功颂德之作,奉命文学以及凑趣的宫廷诗,大多被时间所淘汰。

  我个人印象较深的,从孟子开始。孟子在我心目中是比较可爱的。他见梁惠王、齐宣王,把他们训得一愣一愣的。他说:“说大人则邈之,勿视其巍巍然”,意思说,那些大人物是可以藐视的,别看他们那么神气活现的样子。比较突出的是魏晋六朝风骨,这方面著作已经很多。我个人接触到魏晋六朝文章时正是高中一到高二期间,是反叛的年龄,内心对他们非常向往。对《世说新语》里那些故事、特立独行的作风和充满机智的俏皮话特别入迷。跟几个要好的女同学在一起,经常谈论竹林七贤,很想仿效他们的做派,当然实际上不敢。很久以后,有了人权的明确观念后,发现并不都是那么潇洒,有些地方很残忍,不足取,例如让美人劝酒,劝不动就砍手,而那位大人物就是不为所动,坚持不喝,说你管教你家的人与我何干。这种鲜血淋淋的故事,令人厌恶。

  古人和大自然比较近,那时当然不存在污染问题。我是在大城市长大的,对古人悠游山林十分羡慕,也就对所谓“隐士”很感兴趣。从东汉、魏晋以来由于乱世,隐逸成风,但是“盛世”也有不少读书人不愿做官而隐居的。孟浩然是一个。有一个词也是我中学时候听到后,觉得妙不可言,就是“泉石膏肓,烟霞痼疾”。后来查到,唐朝有一位高士叫田游岩,做了很短时间官就躲到山里隐居起来,唐高宗亲自登门拜访,想请他出山,问他身体如何,他说“臣所谓泉石膏肓,烟霞痼疾者”。就是得了绝症,离不开山林了。还有像南宋朱敦儒的几首《鹧鸪天》是我十分欣赏的:“臣本清都山水郎,天教懒慢带疏狂,曾批给雨支风敕,屡奏留云借月章,诗万首,酒千觞,几曾着眼看侯王”。我最欣赏的是最后一句。后来发现当代大人物也写过“粪土当年万户侯”。但是前者看不起侯王是懒得做官,逃离政治;而后者蔑视万户侯是最终要消灭他们,自己称王。完全两码事。

  今人不可不读古文,但也不能多读

  以上是我自己的一些体会。举例也是挂一漏万,免不了片面性。我决不是提倡现在的小学生花很多时间大量学古文,更不提倡读经。我要说明的是作为中国人打一点中文基础是一种文化底蕴,一种熏陶,不是作为实用的工具。有这个熏陶和没这个熏陶,跟人的思想深度、审美品味、待人接物的教养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在接纳外国文化时,在取舍之间的品味也是会不一样的。而且中国文字、文学有那么丰富美好的东西,生为中国人,如果不知道欣赏,该多可惜!

  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,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我的旧学根底不算深,而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要学我学过那一点点也没有那么多功夫。只能浅尝辄止。如同到了一个精品店里,琳琅满目,你浏览过,知道有这种非常精致、漂亮的东西,你不可能有力量把它全买过来,但是你看见过,以后想起来的时候知道还存在这样的精品。如果你只进过卖粗糙、劣等货的商店,以为那个就是好东西,那见识、品味就是另一回事。进过精品店,有了这个见识,就曾经沧海难为水了。

  关于知识的古今差异,我少年时期已经感觉到了。还可以讲自己的一个故事:我们中学时候暑假是不留作业的,只要开学的时候交一两篇暑期读书心得的文章就可以了,读什么随便。有一年暑假我母亲让我读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。那文章实在漂亮。王勃写的时候是十四岁,有名的神童才子,却英年早逝,活了不到三十岁。我那时刚好也是十四岁,少年轻狂,忽然觉得不服气。于是作文写道(大意):王勃当时十四岁,现在我也十四岁,他假如从三四岁开始认字,整天念的就是古书,一天到晚就学写这种文章,到十四岁写出这样的文章来也不是什么太了不起。我现在光是中国历史就要比他多念一千年。我还得念外文、外国历史地理、数理化,等等。就是说,我会的东西他不会,他会的东西我不见得学不会。我还批评他年纪轻轻就那么悲观,自叹“失路之人”,无病呻吟。这“无病呻吟”是我从那些“新文学”的评论文章中学来的词,用上了,很得意。其实王勃的“谁悲失路之人”不见得是说他自己。我的说法有一定道理,但是与王勃同时代有多少读书人,读的同样的书,也没写出《滕王阁序》这样的美文来,所以王勃还是了不起。我就交了这么一篇文章(按当时的要求,还是文言文)。老师很开明,给了“甲”。

  不管怎么样,现在的小孩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,例如那些层出不穷的新电子玩意儿我都玩不过10岁的孩子,所以学古典文学占多大的比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你怎么选、怎么教、怎么给学生以美感、为他们培育文化底蕴,为以后进一步登堂入室打下基础,这就在于课本的编撰和老师的教学的见解和艺术。现在一天到晚讲爱国主义,其实爱国也不是空的,有了这个熏陶,自然而然就对中国文化,对我们这个民族产生非常深厚的感情,觉得那是不可替代的,你的这个精神故乡是不可替代的。不用人家来强制你,也不管是哪个朝代谁执政,都没有关系,这是一种永久的感情。

  当年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教授叫皮名举,他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不读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的伟大,不读西洋历史不知道中国的落后。”就是说你一方面觉得它非常伟大,你非常热爱它,但你必须承认它在很多地方是落后了。他说这话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,但是这个话我觉得什么时候都适用。说我们哪些地方不如人,落后了,并不等于你不爱这个国家、不爱这个民族。因为你知道它有这样的历史,它有这么美的东西,你已经欣赏了、你已经体验了。但是同时承认它有哪些地方是那么不如人意,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维护鲁迅的地方,他的伟大和深刻也在于对我国我民深刻的认识。还有像胡适,表达的方式跟鲁迅非常不一样,而且后来政见也不一样,但是他们对国民的认识其实是相同的。包括陈独秀在内的这些人,他们中国文化的修养都很深,都热爱这个民族,但是同时他又特别深刻地感觉到它的不足之处。爱之深而虑之远,而责之切,就产生要努力改进它的动力。

  作者为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,历史学者。本文来源于作者微信公号”Zi-Zhongyun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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